中国传统文化 [复制链接]

  一、 中国文化概说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兴盛不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可以概括为：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的内在的精神生活形式，包括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习惯等；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往往也以外在的物态的形式来表现，涉及人们衣食住行的风习和行为的规范等；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在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立特征，这种民族性的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多元的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于特定的“生态环境”。这种“生态环境”的特征包括：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并辅以周边的游牧经济、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正是这样的社会生活土壤，养育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产生了绚烂多彩的文化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内容广泛的题目，谈论它的时候不能不有所取舍。我们选择的是最能反映中国文化特色而又常常为人们所感兴趣的几个话题。

    （1） 历史：七大古都

    中华民族世代栖息繁衍在东亚大陆，其古代文化发轫的地理环境较之同时期的世界其它文化产生的地域要辽阔恢宏得多。城市的建立，与文字的发明、金属器具的制造一样，被视作一个原生型文化形成的标志。而城市的发展，则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社会、经济、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水平。所以古代罗马人说：“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曾作为国都的城市数以百计，其中最著名的有七个，号称七大古都，即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这七个古都历时三千余年，地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一个个王朝兴盛然后衰落了，而中华民族始终在艰难的磨砺中生息、繁衍、融合、壮大。这些古都的遗迹成为先民智慧和勤劳的丰碑，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

    安阳位于河南省最北部，地处晋、冀、豫三省交会处，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国上古时代“三皇五帝”中的颛顼、帝喾二位帝王在安阳境内建都，分别在位70多年，是中华民族先民们所崇拜的君王。公元前14世纪，商代的第20代国王盘庚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至商代末年，历时273年。在这段时间里，商代统治者大兴土木，刻意经营，使殷成为一座大都城。后来由于战乱，这座古城早已成为废墟。人们把这些城市建筑遗迹称为殷墟。100年来，这里出土了15万多片甲骨文、上万件青铜器、54座宫殿遗址，发现有宫殿区、王陵区、平民区、铸铜遗址、手工作坊以及大型祭祀场等。其中最有名的是重达875公斤的“司母戊大方鼎”，它是迄今世界上所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西安与世界名城雅典、开罗、罗马齐名，同被誉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早在10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蓝田猿人掀开了人类文明的一页。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半坡村，成为中国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典型代表。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10世纪中叶，先后有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共10个朝代在西安建都，周幽王、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近百个帝王都在这里生活过。其间，秦始皇在此建造了阿房宫，在骊山建造了秦始皇陵。隋代开国皇帝杨坚新建了长安城，当时叫大兴城，由此奠定了长安城的规模和总体布局。唐代又做了修缮和扩建，改称长安城，作为唐朝的国都。在汉唐时期，西安就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的中心，是当时人口最早超过百万的国际大都市。长安城的整体布局和街巷规划十分严整，体现了很高的建筑设计水平。明代古城墙是至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墙遗址。

    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横跨黄河中游两岸，素有“九州腹地”之称，因地处洛河之阳而得名。曾经有东周、东汉、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9个朝代建都，因此有“九朝古都”的称谓。最早的洛阳城是周代初年周公平定国内叛乱后，为加强对东方的控制而建立的，叫周王城。洛阳城最兴盛的时期是隋、唐时期。隋朝最初建都于长安，后来隋炀帝杨广杀了他的父亲文帝杨坚，作了皇帝，命人在曹魏洛阳城的南部新造一座城，并迁都于此，称为东都。当时营建洛阳，工程非常浩大，每月役使的工匠，达到百万以上。唐朝把洛阳作为东都，武则天当政时又改为神都。安史之乱后，洛阳大部分被毁。今天的洛阳旧城是宋代修筑的。明代末年，墙及城内建筑毁于战乱。清代初年，洛阳又得到重建。洛阳曾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与欧亚各国有着广泛的交流。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北部邙山有东周以来诸皇陵形成的我国最大的古墓葬群。

    开封有战国时的魏国、五代时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等七个朝代建都。其中最兴盛的时期是北宋年间，当时叫做东京。东京城的设计和建筑非常完善。它由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重城组成。外城周长19公里，建有坚固的城墙，城墙上建有防御建筑。整个外城环绕着一条十多丈宽的护城河。外城内的中央部分是内城，它周长9公里，主要建筑有宫殿、衙门、寺庙、商店、作坊和住宅。宫城又位于内城的中央，城里的主要建筑基本上是对称的。宋代的东京城商业繁荣，《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就是这座城市的一个角落。随着北宋的灭亡，开封也逐渐衰落。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的南岸，东边是秦淮河的谷地，北边是玄武湖，西边是石头山、马鞍山，东北部是钟山，形势非常险要，素有“龙盘虎踞”之称。三国时的东吴和它以后的东晋、宋、齐、梁、陈等六个朝代都在这里建过都，所以又有“六朝古都”的称谓。三国时，南京叫建业，东晋以后叫建康，五代十国的南唐国也曾在这里建都，名叫江宁。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在这里建都时才称为南京。南京城的基本规模和形制是在明朝确定的。1356年，朱元璋占领了南京城，他采纳了徽州人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着意建筑城墙。墙用石灰、糯米浆、桐油作拌合料，墙顶用桐油和土作拌合料。所以南京的城墙十分雄伟、坚固。皇城的布局体现了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的思想。由一条自南而北的中轴线为骨干，中部建皇宫。午门左为太庙，右建社稷坛，前面延伸为一条大道。两旁设政府机构。这种设计思想被之后作为都城的北京全盘采用。

    杭州位于美丽的西子湖畔。早在唐代，杭州就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城湖相间的布局和经济的发展，成为国内一座别具一格的大都市。唐代李华在其《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曾描述当时杭州市“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家”。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政权正式定都杭州（当时叫临安），这是杭州正式成为一个朝代的首都。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杭州人口发展到26万户，55万余人，成为当时全国的第一大城市。

    北京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称蓟城，唐代叫幽州。辽代建为南京城，也叫燕京，这是作为都城的开端。金朝叫中都，元朝叫大都，明清时期称北京。 北京现在的规模和布局大体上是元代奠定的。1215年，蒙古军队打败了金国军队，占领了中都城，建立了元朝。1267年，元朝决定在中都城的东北部，建立一座更大规模的新城，这就是大都城。明代北京在元大都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改造。皇城部分按南京的体制修建，规模很大。整个城市以皇城为中心，按照《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建城传统，在皇城东面（左）建太庙，西面（右）建社稷坛。并在城南、北、东、西4个方向建天、地、日、月4座坛庙。明北京城的规划，突出了南北中轴线的地位，从外城南门永定门直到钟鼓楼，构成长达8公里的轴线，通过9道门阙，直达紫禁城的3大殿，突出了皇宫的威势。紫禁城的北面堆筑了43米高的景山，丰富了城市的主体轮廓。清代的北京，城市布局、宫城及干道系统均未更动，只是在内城建立了许多占地较大的王亲贵族府第，在西郊建立了许多离宫园林。

    从历史上政治中心转移的情况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不断创造着新的文明，他们活动的地域十分广阔。这种广阔的活动空间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同时也对中国人的观念形态产生了至深的影响。每一座都城的建设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历史上的中国都市一次又一次地立于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城市之林。

    （2） 汉字：表意的方块字

    中国人似乎特别长于形象思维。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在造字的时候通常采用取象比拟的方式。有的字比较直接，如日、月、山、川、水、火、鸟、鱼等；有的就比较间接，如集（雧）的形象是三只鸟（隹zhuī）栖于同一棵树上，寓意为集合。兼的古字的形象是一只手（又）握着两束禾，寓意为同时涉及两个方面。突字的形象是犬从穴中窜出，寓意为猝然。目是眼睛的形象，看、盲等字用目字作为部首，表示这些字都和眼睛有关。“示”表示祖先牌位的样子。用它组成的字都含有与“祭祀”、“祈祷”相关的意思。例如福，表示祖先的神灵保佑；祈，表示祭祀来请求降福，天坛祈年殿为古代皇帝祭天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地方。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这块辽阔的陆地上，造字时常把地平线作为参照。比如旦字形象是太阳从地平线升起，上下二字本来用一条长线上加一短横或在线下加一短横来表示。在传统的文字理论“六书”中，不仅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直接取象，就是占了汉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形声字也有一半是表意的。这种特点对提高识别文字的效率也是有益的。

    汉字的产生，若从近代发掘出土的古代陶器上的符号算起，迄今已经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了。现存较早又较多的文字是甲骨文字，距今已三千多年。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并将占卜的内容用当时书体刻在甲骨之卜兆旁。1899年有人偶然从中药的所谓“龙骨”上发现了字迹，这些甲骨来自河南安阳。王懿荣认定为殷商文字。至今发现的甲骨有十几万片，文字约四千五百个，为学者所识者有三分之一。郭沫若 《今昔集•论古代社会》：“殷代尚相当原始，对于鬼神有深厚的信仰。逢到一件事情，就卜兆问神，更将卜问所得，书刻在牛胛骨上或龟甲上，故称甲骨文。甲骨文和公文一样，有一定的格式。内容大概是祭事、田猎、风雨、战争、疾病之类。”此后还有金文（古代铜器上所铸、刻的文字）、篆书、隶书、草书、楷书等。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会徽的主体部分是“中国印”。中国印采用的字体是艺术化的篆书。从秦始皇将小篆定为通用字体后，篆书便成了印章文字的主流。篆书字形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汉字的表意特点，汉字的这种特点后来为更加符号化的隶书和楷书字体所削弱。中国印的印面刻着一个变形的篆书“京”字。京字主要地表示这次奥运会举办的地点———北京。而经过艺术变形处理之后，这个京字又与一个跳动的人形相似。借以寄寓运动者，切合运动会的主题；借以寄寓舞动者，表达中国对朋友的欢迎。这个字充分展现了汉字的表意特点和艺术魅力。

    在汉字字体的演变史上，“隶变”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帛书表明：隶书在西汉早中期已经成熟。隶书与篆书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在字的结构上，隶书用笔画符号破坏象形字的结构，使之失去象形的功能；二、篆与隶的不同除象形变为符号以外，还有笔法变化方面的区别。隶书波磔的出现是对小篆单一线条的反叛，成为隶书最典型的代表性技法。

    汉简，指汉代的竹、木简。汉简的长度有一定规格，写诏书律令的长三尺，写经书的长二尺四寸，民间写书信的长一尺。从现存实物看，汉简上的字有的一面写，还有二面写的，每简写一至二行，也有上半大字一行，下半小字四行的，字体在楷隶之间。2008年奥运会会徽的字体采用了汉简的风格，将汉简中的笔划和韵味有机地融入到“Beijing 2008”字体之中，自然、简洁、流畅，与标志主体图案风格相协调。

    汉字非常富于表现力。前人充分利用汉语汉字的特点来增加所表现的内涵，同时获得审美的乐趣。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大量的优秀篇章都成为汉语妙用的典范。又如北戴河孟姜女庙中宋人王十朋写的著名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就利用了“朝”和“长”的多音多义。“朝”，可作“潮”，也可读作“今朝”的“朝”；“长”，可读作“常”，也可读作“消长”的“长”。也就是“海水朝潮，朝朝潮，朝朝落；浮云常长，常常长，常常消。”潮涨潮落，云聚云散，映衬出孟姜女在望夫石上守望的身影和心境。又如回文，苏东坡有一首回文诗《题金山寺回文体》：“潮随暗浪雪山倾，远浦渔舟钓月明。桥对寺门松径小，槛当泉眼石波清。迢迢绿树江天晓，霭霭红霞海日晴。遥望四边云接水，碧峰千点数鸥轻。”倒读则为：“轻鸥数点千峰碧，水接云边四望遥。晴日海霞红霭霭，晓天江树绿迢迢。清波石眼泉当槛，小径松门寺对桥。明月钓舟渔浦远，倾山雪浪暗随潮。”又如北京“老舍茶馆”的一副回文对联：“前门大碗茶，茶碗大门前”。汉字有许多同音字，可以巧妙地利用汉字的谐音关系表情达意。古诗“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晴（情）”是人们熟悉的例。其他如“福倒（到）”、“年年有鱼（余）”、“八（发）”。奥运福娃的名称也采用了这种艺术手法，读出“北京欢迎你”口号。反之，人们也尽量避免不大吉祥的谐音。比如有人不喜欢四（认为“死”的谐音）、渔民不喜欢说帆（认为“翻”的谐音）。老人们喜欢听吉利的话，叫“讨口彩”。听见可能被人为不吉的话还要化解。比如吃饭时孩子不小心把碗打碎了，人们忌讳说破碎，便说是“岁岁（碎碎）平安”。

    可以说，汉语是世界上词汇最丰富，语调最优美，句式最简洁，表达最生动的语言之一。汉字则是与汉语相适应的古老而富有活力，充满形象的一种文字。汉语汉字既是中国人创造生活和传播知识的工具，又是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

    （3） 宗教：互补合一

    儒释道就历史状况的整体而言，中国人的心中并没有像许多别的国家的人那样强烈的宗教意识，对超自然的所谓上帝缺乏热情和信仰。历史上把儒、释（佛）、道合称“三教”。儒家虽称“儒教”或“孔教”，但它并不是什么宗教。在中国思想领域，大约从东晋至隋唐，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立，又彼此互补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化的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历时1600来年。

    在先秦诸子学派中，儒、道二家思想最为丰富，也最具有包容性和自我更新意识。两汉是儒、道二家吸收众说，发展自己，确立中国文化代表学派地位的时期。汉初道家黄老之学，融合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长。由董仲舒建立起来的汉代儒学，也吸收了阴阳、墨、名、法、道各家之长。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乎自然、因应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正名（礼）教、规范人性。但在历史上，这两种思想相互补充、相互吸收，构成了中国民族的主要精神。

    道家内部分为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同样，儒家的有为思想也并非截然排斥无为的。尊重自然法则的无为思想也是儒、道两家一致认同的。成功地把儒、道两家思想融通为一的，是魏晋时代的玄学。玄学讨论的理论问题，中心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儒家强调正名（礼）教以规范人性，认为社会的人重于个体的人，个人对于社会负有责任和义务。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向往的是一种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无所待”）的绝对自由———“逍遥游”。玄学在理论上把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用）。玄学的开创人王弼认为，一切名教规范都应当是体现人的自然本性的，也只有以人的自然本性为根本，才能更好地发挥名教的社会作用。以融合儒、道两家思想为基本特征的玄学理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佛教是在东汉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至东晋时期，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这时的道，既包括先秦的老庄、汉代的黄老等道家，同时也包括了东汉末产生的道教，便与佛教产生矛盾冲突。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槃寂灭，二者属于两种根本相反的解脱观。冲突更多的却是发生在争夺社会地位上。

    佛教与儒家的冲突，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义、出家制度明显有违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等礼教。儒家的人抨击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完全违背了孝道；而出世主义则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又完全违背了忠道。佛教的人，为求生存，采取调和态度，强调信佛教者是把奉亲敬君放在第一位的。在理论上，当时佛教与儒道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问题上。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儒、道在发生矛盾冲突的同时，也在相互渗透和融合。佛教为了在中国扎根，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另一方面，玄学家以佛教义理为清谈之言助。玄佛融合成为东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如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转变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等。在理论上是广泛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至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取得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佛教的影响也不断地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医学、天文等各个方面。至此，佛教文化已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崇信佛老的，还是反对佛老的，无一不出入佛老。

    佛教文化对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它们在形式和理论上自我调整和发展更新。汉末道教创立并发展起来。道教是依托道家老子思想为理论，杂糅原始宗教、神仙方术、民间信仰等内容。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仿效佛教的戒律仪轨、经典组织等来完善自己，道教理论从广度上和深度上也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道教尊奉老子为其教主，以老、庄、文、列诸子的著作作为最根本的经典，如尊《老子》为《道德真经》，尊《庄子》为《南华真经》，尊《文子》为《通玄真经》，尊《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等。通常所称儒、释、道“三教”(教，教化)中的道，一般都兼指道家和道教。严格地说，道家是一个学术流派，而道教则是一种宗教。

    佛教对儒家最主要的影响是在于它促使儒家深入探讨发展和建立形上理论的问题。较之佛教，原始儒家在理论上更注意于实践原则的探讨与确立。佛教以它丰富深奥的形上理论，一度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宋明理学以承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而其所言儒学，并非先秦的原始儒学，而是在玄学和佛教深刻影响下的新儒学。先秦原始儒学的许多具体道德规范，到了理学家手中变成了许多形上学的道理。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化一直延续着儒、释、道三家共存并进的格局。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绝大多数时期也都强调三教并用。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4） 风俗：中国茶道

    茶道兼指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二事。茶道，包括茶艺（即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的一套技艺）、茶礼（即茶事活动中的礼仪）、茶境（即茶事活动的场所、环境）、修道（即通过茶事活动来怡情修性）四大要素。修道，就是养生、怡情、修性、证道。其中，证道是修道的理想结果，是茶道的最高境界。证道则天人合一、中庸、无为。

    历史上，饮茶法有煮、煎、点、泡四类，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三种茶艺形式。煎茶道鼎盛于中、晚唐、经五代、北宋，至南宋而亡，历时约五百年。唐代以前虽有饮茶，但不普遍。中唐以后，中国人饮茶渐成风俗，人们认识到茶的清、淡的品性和涤烦、致和、全真的功用。陆羽著《茶经》，奠定了中国茶道的基础。《茶经》不仅阐发饮茶的养生功用，已将饮茶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旨在培养俭德、正令、务远、守中。诗僧皎然，精于茶道。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有：“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问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他把饮茶由日常物质生活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七碗茶”流传千古。

    点茶道约始于唐末，至北宋后期而成熟。宋蔡襄著《茶录》二篇，上篇论茶，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盏、点茶，下篇论茶器、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泡茶法约始于中唐，南宋末至明朝初年，泡茶多用末茶。明初以后，泡茶用叶茶，流风至今。

    茶礼，据朱权《茶谱》载：“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曰：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曰：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主、客间的端、接、饮、叙，颇为郑重。茶境，大致要求自然、幽静。朱权《茶谱》：“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修道，据宋徽宗《大观茶论》载，茶可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薰陶德化。赋予茶清、和、淡、洁、韵、静的品性。中国的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先后传入日本，形成了日本的“抹茶道”、“煎茶道”。

    （5） 艺术象征在奥运标志中的表现

    中国人是一个重感性、重形象、重内涵的民族，在思想、感情、意图的表达上习惯于借用一定的形象或象征性的示意来婉转地间接地表露。思维的过程也是通过意象的类比联想来实现的。这种象征性的表情达意的方式给一定语境中的形象赋予比具象和字面深刻丰富得多的的内容。2008年奥运会会徽等重要标志等都采用了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并通过艺术的象征等形式来表现。

    以2008年奥运会会徽“中国印”为例，可以分析出以下象征意义：

    其一，印章：印章是中国官府和民间自古及今一向常用的物件，是悠久传统的见证，是广泛民意的见证；印章是历来用以昭信的物件，它昭示着郑重的承诺和守信。相传在四千多年前的华夏族已经用玺印了。秦始皇一统六国，规定了皇帝的印称“玺”，官吏和民间只能叫“印”。直至今日，印章仍然是官方正式文件最重要的凭证。谚语所谓“私凭文书官凭印”。中国人有着恪守承诺的高尚传统，“人无信不立”和“轻生死、重然诺”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舍身取信的人物。同时，印章又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品，篆刻与中国绘画、书法一道，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喜爱和欣赏的一种艺术。《西湖游览志馀•委巷丛谈五》印章谜云：“方圆大小随人，腹里文章儒雅。有时满脸桃紅，常在风前月下。”在深厚的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上，印章所寄寓的恪守信用的品格和追求高雅的情趣象征了中国人的人格特征。

    其二，印章的颜色：红色古代称朱或赤。中国人崇尚红色的历史非常久远。现代出土的石器时代的漆器，上面的图案多涂成红色。周朝尚红。历朝高官显贵、豪门大户的服饰、府宅照例用红色。红色成为喜庆和富贵的象征。在孔子时代，红色被看作正色，与杂色相对，用以比喻正邪。如今，红色成为代表中国的颜色。在海外举办的展会或其他会议，中国区域的装饰一般都用红色。红色印泥本来也是人们喜用的颜色。

    其三，印章的字形：古今印章多以文字入印，以图像入印的肖形印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已有之，一般表现人物舞蹈、搏击、狩猎，或刻有龙、凤、犬、马及花草等图案，以生动简约见称。在秦始皇将小篆定为通用字体后，篆书便成了印章文字的主流。篆书字形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汉字的表意特点，汉字的这种特点后来为更加符号化的隶书和楷书字体所削弱。篆书入印也可以加以艺术化的变形，以增加它的审美价值。中国印的印面刻着一个变形的篆书“京”字。京字主要地表示这次奥运会举办的地点———北京。而经过艺术变形处理之后，这个京字又与一个跳动的人形相似。借以寄寓运动者，切合运动会的主题；借以寄寓舞动者，表达中国对朋友的欢迎。这个字充分展现了汉字的表意特点和艺术魅力。印面还能令人联想起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古老的印刷术。

    其四，印章的石材：玉石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极具民族特色。中国人喜欢以玉拟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成语表达了坚持操守的决心和信念。和田玉是中国最早使用的玉，它产自昆仑山脉国土之巅。

    其五，印章的尺寸：作为信用凭证的印章，通常采用正方形，带有严肃和郑重的色彩。方正，在汉语中常用来喻指品德正直无邪。中国印的印面形状下方上圆，显得既郑重其事，又灵动奔放。边长11.2厘米，代表从1896年到2008年，现代奥运已经走过了112年的历史；台面高2.9厘米，具有第29届的含义；纽高9.6厘米，象征着中国的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总高13厘米，代表中国13亿人民心向奥运。

    再看“中国结”。北京奥运会申办会徽由奥运五环色构成，形似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品的“中国结”，又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结”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一直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人在很久以前便学会了打结，生活中，从穿衣系带到携带物件，都离不开结绳。古代有结绳记事的传说，现代一些少数民族仍旧保存着结绳记事的习惯。大事大结其绳，小事小结其绳。绳曾被用作辅助记忆的工具，也可说是文字的前身。战国铜器上所见的数字符号上都还留有结绳的形状。古人喜欢用锦带编成连环回文式的结来表达爱情，称为同心结。梁武帝诗词中有：“腰间双绮带，梦为同心结”。中国结含有“交好”、“团圆”、“吉祥”、“称心”等美好的隐喻，同时还有昭信的意义，表示永结同心的诚意。

    五福娃是充满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隐喻符号。在中国民间风俗里，胖墩墩、笑呵呵的福娃历来是吉祥和美的象征。福娃是五个可爱的亲密小伙伴，他们的造型融入了鱼、大熊猫、藏羚羊、燕子以及奥林匹克圣火的形象。鱼贝贝的寓意为繁荣。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 “鱼”和“水”的图案是繁荣与收获的象征，人们用“鲤鱼跳龙门”寓意事业有成和梦想成真,“鱼”还有吉庆有余、年年有余的蕴涵。贝贝的头部纹饰使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鱼纹图案，隐喻历史悠久。大熊猫晶晶来自广袤的森林，象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他的头部纹饰源自宋瓷上的莲花瓣造型，隐喻着中国特有工艺，也增添了历史感。火娃欢欢，象征奥林匹克圣火。欢欢是运动激情的化身。欢欢的头部纹饰源自敦煌壁画中火焰的纹样，隐喻中国古代珍贵的佛教艺术遗产。藏羚羊迎迎的头部纹饰融入了青藏高原和新疆等西部地区的装饰风格，隐喻了少数民族与辽阔幅员。燕子妮妮的造型创意来自北京传统的沙燕风筝。“燕”还代表燕京(古代北京的称谓)。这个形象隐喻着地点和民俗。五福娃的设计从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中国民间的虎头娃等中国传统艺术中获取灵感，来体现五福娃的中国特色。

二、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表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等特征。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就在于“和合”二字。

    （1） 和合的字源和理念

    “和”、“合”二字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和合，就词义本身而言，“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是实现“和谐”的途径，“和谐”是“和合”的理想实现，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自然、社会、人际、身心、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二是“中庸”，指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天人和一”旨在承认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反对将它们割裂开来。“中庸”则强调对待事物关系要把握一个度，以避免对立和冲突。提倡“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有利于处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在中国，以广泛深厚的和合文化为基础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 子》第四十二章），认为道蕴涵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这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把和作为处事、行礼的最高境界。其他人如墨子、管子、荀子等先秦诸子也多有关于“和”或“和合”的论述。“和合”概念在先秦时期基本形成。随着“和合”概念的形成，中国的原创文化也经过“百家争鸣”，逐渐“和合”形成儒、道两大显学，并且在两汉之际“和合”地接纳了由印度原创的崇尚“因缘和合”“圆融无碍”的佛教文化。

    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认为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 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注重和合，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特性。

    （2）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人生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了“天人合一”观念源起与演变的基本过程，贯穿于古代的哲学、科学和艺术中。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认为宇宙间有四大，人居其一，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从一个侧面确立了人与天的相互关联。庄子提倡“与天为一”，《庄子•达生》云：“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抛弃世事，忘怀生命，使形体健全，精神饱满，从而达到与天合为一体的自然无为境界。《周易•文言》明确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顺应自然的“与天地合德”的思想。汉代董仲舒甚至以“人副天数”的观念为基础建立起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体系。《春秋繁露•阴阳义》即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在宋代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更趋成熟、精致、完善。张载直接提出“天人合一”命题；《正蒙•诚明》云：“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

    中国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则提出“天人相应”的命题，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与天地如一。天人同构，人体的小宇宙与天地的大宇宙相对应。书中列举了诸如“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等等 。

    在美学上，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古代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其次，“和合”文化中和谐化辩证法的普遍运用，使得中国美学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辩证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审美范畴的展开与构架。有人指出，纵观中国古代美学基本特征（如强调真善统一、情理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认知与直觉的统一等）和中国古代审美理想（如儒家对“和”、道家对“妙”、佛禅对“圆”的追求），无不是“和合”文化在审美层面的诗性展开和逻辑延伸。这表明，中国诗性智慧和审美意识与“和合”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和性和关联性。“和合”文化，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

    （3） 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和合文化”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具体准则，它在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作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追求目标。

    “中庸”最早见于《论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他的“五美”之说实际上也是讲中庸：“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

    何谓“中庸”？据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恒常不易为之庸。儒家文化的这种中庸之道塑造了中国人的中庸之德，使中国人形成了中庸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处事作风和人格境界。面对现实人生很多具体的两极选择，人们试图有效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了一个均衡的支点，并使对立双方归于统一。在生活实践中，守中、不走极端，成为古代中国人固守的人生信条。在今日的语境下，“中庸”就是要正确把握度并协调好各种关系，以益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持续进步。中庸之道的真谛在于：坚守中正，寻求适度，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协和万邦是和合文化的又一实践。“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这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传统道德基础。从中国先秦时期老子主张大国理应谦下(“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到西汉董仲舒主张“洽四国”，唐代高祖李渊主张对周边邻国行“宏仁恕之道”，等等。和睦相处，消弭战祸，“化干戈为玉帛”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和实践目标。在这种和合的文化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极少对外用兵。

    和而不同是和合思想的一个特征。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搭配、融合、平衡达到最为圆满程度的一种状态。例如音乐，五音的高低疾缓臻于完美，就称为和；又如饮食，五味的多寡浓淡搭配得宜，也称为和；又如身体，阴阳之气平衡饱满，也称为和；又如德行，处事不刚不柔曰和，为古代五德之一。可见此种和的境界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一种至善的状态；第二，它是由不同事物之间构成的一种完美的关系；第三，这多种事物在和合的关系中保持着原有的个性，而不必舍弃个性，一刀切成一堆齐刷刷的火柴棍儿。和而不同，“和”异于“同”之处，就在于它保留了其中每一种事物的个别属性。

    2008年北京奥运会，希望我们的志愿者把以和合精神为精髓的中华文化与奥运精神结合起来，体现“人文奥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最佳使者。